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4日分組審議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報告。來自34個界別的21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對報告進行了認真審議。

委員們認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全面貫徹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積極協商議政，強化民主監督，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要繼續建睿智之言、獻務實之策，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為經濟界的委員，佳都科技董事長劉偉本次準備了五份提案，圍繞“城市治理”和“人工智能”兩個話題來展開。其中在“城市治理”方面，涉及到城市交通治理、保障移動支付安全等話題。而在人工智能方面，則關乎到人工智能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體經濟融合、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如何跟著國家“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建議，以及如何實現中國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彎道超車這幾個話題，并就媒體關心的一些熱點問題作了進一步闡述。

以下為提案的詳細內容：

關于如何讓更多優質企業跟著國家“一帶一路”走出去的提案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成為了一道經濟發展的亮麗風景，還成為了一種企業做強做大的必然選擇。最近幾年，不少具有比較優勢的中國企業通過積極參與國際項目合作和整合全球優勢資源，成功創造了境外擴張、跨越發展的經典案例。但由于政治的風險、法律的短板、區域的壁壘、人才的瓶頸、文化的障礙和信息的缺失等諸多不確定性，更多的中國企業仍在“走出去”的十字路口徘徊，難以把握跨國經營與境外擴張的商機。

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這一戰略構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其他重要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也作出了具體部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既給中國帶來了機遇和自信，也受到了世界各國的矚目和熱捧。它不僅從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為解決區域發展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還將成為中國新時期經濟轉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引擎，并為構建世界新秩序、推動全球新增長帶來強勁動力。

在當前世界經濟錯綜復雜和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嚴峻形勢下，如何以“一帶一路”為契機，引導和推動更多中國企業發揮“走出去”的主體作用，為“一帶一路”戰略落地承擔起更大的責任與使命，已成為我國政府全面深化改革、謀求更大發展的當務之急與重要課題。為此，建議國家采取更多過硬舉措，把支持企業“走出去”作為落實“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大事來抓。

一、要盡快制定國家對外投資法

境外投資不是一個資本輸出的簡單行為，還需涉及政治、法律、市場、技術、文化等諸多方面，是一個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復雜工程，需要國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作支撐和保障。

為了更好地向外進行資本輸出和擴張，世界很多國家在紛紛對外商推出優惠政策以吸引大量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還通過不斷制定、修改和完善投資方面的法律法規，及時對本國外資法和對外投資政策進行調整，以適應經濟快速發展和投資自由化的需要，確保實現本國企業利潤最大化和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雙贏。因此，建議我們國家也順應經濟發展大勢，盡快出臺國家對外投資法，使中國企業“走出去”有法可依。

二、要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外匯支持

由于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備受沖擊，因此當前境外存在很多優質項目、先進技術和知名品牌等待中國企業去整合、去兼并。但現在企業遇到的一個最大瓶頸就是外匯受到嚴格管制。經過艱苦談判贏來的一個個優質投資項目，企業卻因外匯管制無法按期付款履約，最終坐失國際并購良機。為此，建議國家在保障金融安全采取外匯監管時不要簡單地“一刀切”，而要分類管理、區別對待，使企業能開展正常的投資經營活動。同時，建議國家應該減少美國國債，使更多的外匯讓中國企業能走出去。

三、要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綠色通道”和境外保護

商場如戰場。對于企業的投資經營來說，時間就是商機和效益。因此，國家應加快完善促進生產要素跨境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體制與政策。比如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要進一步簡化對外投資的審批，為一些優良而緊迫的投資項目開設“綠色通道”，不斷完善登記制度，放松對貸款、海外融資、人員出入境、進出口經營權等方面的限制條件。同時，建議外交部、商務部和其他駐外單位盡快成立專門的商務機構，為已“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人身、財產等方面的保護和投資、經營等方面的信息咨詢服務，為中國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

四、要加大力度推進中國民營科技型企業“走出去”

讓企業走出去，不僅僅要讓國有大型企業走出去，更要幫助民營科技型企業有更多機會走向世界。民營科技企業發展迅猛，其開放與創新程度已走到國際領先地步，也更能適應”一帶一路”中小企業對市場的需求和建設要求。

五、要引導中國企業“走出去”尋求互利雙贏、穩健發展

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要快速搶抓發展機遇，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一步做大做強，同時瞄準國際前沿，通過資本運作等方式開展跨國投資并購，實現品牌、技術、市場和營銷網絡等的全球整合，迅速發展壯大。在追求自身發展目標的同時，政府還要注重引導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遵守國際投資的通行規則，遵守當地國家的法律法規，尊重當地的文化習俗，實現與當地社會、文化、法治的良性融合。通過互利雙贏、和諧發展，中國企業最終更好地在全球范圍內合理地配置資源，快速增強企業競爭力和產品國際影響力。

關于如何構建世界級創新經濟灣區城市群的提案

“一帶一路”戰略上升為“國家級”的三大規劃之一，而粵港澳灣區則是“一帶一路”戰略最重要的關鍵節點之一。隨著國家對灣區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已發展成為媲美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以及東京灣區的第四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新引擎受到世界矚目。

而與此同時，世界發達經濟體也在面臨著技術的變革，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讓整個世界充分認識到其中蘊含的磅礴力量。人工智能起起落落六十年，已經成為下一輪產業革命的驅動力。政府從戰略層面加強頂層設計，企業從底層應用提速發展，布局產業生態。國務院在此前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明確表示了中國成為AI強國的雄心，提出了在2030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任務。憑借人口和數據的優勢，中國在這場全球人工智能革命中有天然的優勢。對于粵港澳大灣區而言，現在是把握機遇，實現快速發展、構建世界級創新經濟灣區城市群的契機。

一、技術融合：推動人工智能科技與灣區實體經濟的有機融合，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其實就是以技術為基礎全面升級為先進智能制造業的過程，從而打造科技創新高地，實現利益共享的產業價值鏈條；在整個實體經濟的供應鏈條中，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入融合可以實現生產智能化、設備智能化、能源管理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營銷智能化、物流運輸智能化、數據反饋智能化……它是融合了現代傳感技術、網絡技術、自動化技術等人工智能科技應用，通過感知、人機交互、決策、執行和反饋，實現產品設計過程、制造過程和企業管理及服務的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與信息技術、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與集成。

二、開放數據：加大灣區政府、產業等數據的開放，推進數據治理，挖掘數據經濟

數據是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核心。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數據總量最大的國家，但在數據開放和數據交易方面還遠未形成生態。今天，世界各國政府都宣稱“信息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而且正紛紛從“信息公開”走向“數據開放”。政府一方面要加大數據開放，另一方面要促進企業、高校、公共部門之間的數據交換，推動合作及共享，為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培育世界一流的土壤。同時，人工智能的發展也為開發者和政府對于數據治理提出了新的問題，在數據開放和隱私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從而增強人工智能領域的信任。

在企業層面，供應鏈上的企業、產品、技術、服務、訂單、物流、庫存、預測、計劃、供應商、零售商、客戶等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每一個環節都會產生大量的數據，數據只有連接起來才是有價值的，我們把所有的產品和事物都賦予標簽和編號，但是沒有大數據將其連接成為一個網絡，它也無用的。連接起來的網絡化的數據才是智慧的、發揮最大價值的。

三、人才培養：培養灣區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推動技術進步

當前，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主要體現為人才之爭。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尚存在人才缺陷，其中既包含人工智能領域的專業學術、研發人才，也將包含未來人工智能行業中大量的低技能勞動力。需要建立核心技術人才培養體系，加強人工智能學科建設，加強企業和學術界的人才流通，打造堅實的人才基礎，推進產業健康發展。此外，政府還應當創造多元的技能培訓計劃，并且提高全民的科技素養，甚至可通過創建人工智能高等院校，應對多變的未來。

四、場景探索：加深人工智能在灣區實體經濟領域的場景探索

人工智能的發力需要深度和廣度。從實驗室到實際應用，人工智能需要邁過商品化鴻溝。十九大報告中在提到“人工智能”時，強調與“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也正是要推進人工智能在應用層面落地。技術和數據本身需要找到有價值的場景進行應用才能形成產品或解決方案，實現價值。目前我們還處在人工智能的應用早期，已有大量可以與現行人工智能結合的行業與領域，比如公共安全、智能交通、智慧金融等。尤其在實體經濟，還有許多細分領域需要進一步了解人工智能的能力，對細分行業的流程進行重整，通過數據和應用的不斷優化，分場景逐個突破，最終形成人工智能社會的新版圖。

五、產業集群：扶持能夠承接大灣區建設產業集群能力的優質企業

在實體經濟中做大高端制造業、做強高新技術產業、做優高端服務業，其中高端制造業將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例如廣州的IAB戰略），從而著力打造一批集聚力強的千億級、萬億級產業集群。

據了解，未來將重點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沿江多中心組團、三大樞紐，打造結構合理，層級清晰，換乘高效的世界級軌道交通網絡。比如粵港澳大橋有順利開通以及廣深港高鐵的即將開通，使灣區內部實現一小時通達，極大提高通勤和出行效率。去年7月，《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按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并將建立起軌道交通為主的發達網絡。而構建發達、便捷、高效的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則是成為交通樞紐灣區城市群的必備條件，也是緩解各城市交通擁堵、拉動周邊產業發展的重要手段。相比于國外智能化和動態化的交通系統，中國智能交通整體發展水平還比較落后。數據顯示，智能交通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得到廣泛應用。其在美國的應用率達到80%以上，2010年市場規模達到5000億美元。日本1998-2015年的市場規模累計將達5250億美元，其中基礎設施投資為750億美元、車載設備為3500億美元、服務等領域為2000億美元。歐洲智能交通在2010年產生了1000億歐元左右的經濟效益。因此在智能交通以及智能軌道交通領域是最容易產生產業集群效果的行業，值得灣區領域重點關注和扶持。

關于如何實現中國人工智能時代的彎道超車的建議

 人類正在進入人工智能時代。近年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科技公司紛紛將人工智能當成重要戰略方向，投入巨資研發和布局。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已處在世界領先地位，但跟美國相比，在基礎理論突破、芯片設計和算法等領域還有不少差距。為此，比爾蓋茨說中國在AI時代上不能實現彎道超車。這一觀點我并不認同。在新一輪人工智能浪潮中，中國與世界，特別是美國的發展基本同步。雖然從整體實力來看，中國還無法和美國抗衡，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高地，不過中國在人才儲備、數據資源和市場需求上具有潛在優勢，完全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甚至有趕超美國的勢頭，也是最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時代和美國并駕齊驅的國家。

雖然在靠近商業價值應用層面中美并駕齊驅，但在基礎性、原創性研究、創新土壤、人才儲備層面和強人工智能應用方面，中國相較美國還存在不小的差距。國外仍然有很多人在公司和研究院做前沿研究，包括尋求方法論上的突破。而在應用端，人工智能可以按照智能演進程度分為弱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和強人工智能三個層面（弱人工智能是指能制造推理和解決問題的智能機器；通用人工智能是指不需要通過數據訓練就可直接獲得經驗智能機器；強人工智能不僅真正能推理和解決問題的智能機器，還有自我意識的，可以獨立思考問題并制定解決問題的最優方案，有自己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體系）。中國在弱人工智能領域實力很強，跟美國也就20%至30%的差距。但到了通用人工智能領域，差距就被拉大到了5至10倍，在強人工智能領域，基本就沒法和美國相提并論了。

總體而言，美國優勢在于前沿技術和積累，而中國優勢在于擁有龐大的潛在人才庫、巨大的數據量和迫切的需求。只要揚長避短，中國完全有可能占據人工智能領域的制高點，實現彎道超車。 

要在高端人才儲備、高科企業發展、智慧國家打造三個維度做好工作：

一、從人才層面來說，要加強高端人才儲備，發揮數據經濟優勢

根據相關統計，在2006年到2016年間，華人貢獻了約三成的頂級人工智能文章。中國學生普遍理工科較強，數學基礎較好，這在人工智能時代將有巨大優勢。不過，從突破性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維度衡量，中國還無法和美國相比。特別是革命性、里程碑式的突破，華人占比小，缺乏大師級的人物。

中國擁有龐大的“數據養料”。對人工智能而言，數據就是養料，機器必須經過大數據的不斷訓練，才有可能汲取營養，成長為具備智能的機器。中國擁有7.3億網民，在全球居于首位，積累了大量的用戶行為數據，擁有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賽迪智庫預測，到2030年，中國數據總量占比將有望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但另一方面，在數據開放、制定數據共享標準等方面，中國跟美國相比仍有差距。隨著相關法律的完善，中國的數據開放更為高效，將加快趕超美國，促進更多的人工智能創新應用落地。

二、從企業層面來說：政府要努力將創新高科技企業的IPO留在國內。

目前，我國有一大批高科技企業，其中大部分IPO企業是人工智能企業，選擇在海外市場上市，導致大量的技術與資產外流。為充分體現資本市場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支持，監管層應該力爭讓更多科技型企業上市融資，應盡快打破優質科技型企業在國內上市認識、體制、結構上的三大障礙，從而建立一個更穩定和更有生命力的生態環境。

三、從國家層面來說：打造智慧城市，利用城市群效應實現國家的AI戰略

國家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城市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政治和技術的權利，城市被無可避免地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著主導作用。與此同時，城市也面臨著環境污染、交通堵塞、能源緊缺、住房不足、失業、疾病等方面的挑戰。在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前提下，如何解決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城市規劃建設的重要命題。“智慧城市”作為一種戰略被提出，將更多新技術用于構成城市的核心系統中，實現對其的感知和互聯互通，進而實現更高層次的智能、促進更廣泛的參與，努力推進面向知識社會的下一代創新，有城市群效應推動國家AI戰略的完美落地和實施。

一個國家正是由人、組織（以創造社會價值為代表的企業為典型）、城市（綜合人類聚集區）而組成，從微觀到宏觀的將AI技術全面應用植入，在一些垂直領域，中國技術突破遠超美國。比如AI視覺，曠視、佳都科技、商湯為代表的中國公司，在技術比賽和論文發表方面都風頭蓋過了美國巨頭。此外，CB Insights最新報告顯示：剛過去的2017年，全球AI創業公司總共融資125億美元，其中48%的資金投向了中國，38%在美國，這是中國AI創業公司在融資上第一次超過了美國同行們。

總之，對于中國AI到底會往哪里去，目前預測論調沒有共識，各有判斷的理由。但是相信做到如上三點，中國一定有機會實現彎道超車！

關于進一步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加強城市交通治理的提案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人口和車輛不斷增加，城市的規模與結構都處在大變化之中，現代便捷的交通運輸的發展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比如城市交通擁堵、城市交通安全和城市污染等問題不斷顯現。

近年來，針對城市交通治理，國家和各級政府也紛紛采取了各種措施，如限牌、限號，發展公共交通等，但仍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長期積累的擁堵“頑疾”。因此建議用新的思維、新的技術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從源頭和整體規劃上加強城市交通治理，讓人工智能技術成為新時期城市治理的一劑“猛藥”。

一、要從各層面加強交通應用方面的創新意識

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交通大國，但大而不強、大而不平衡不充分，建設交通強國還需加倍努力，實現交通強國目標，必須加強創新意識，走創新發展的道路。從政府層面來講，各級政府應圍繞建設交通強國這一國家發展戰略，制定相應政策積極推動當地交通事業發展；政府與交管部門要增強創新意識，一方面要去除保守自封，“求穩不求新”的觀念。再者，應當健全“容錯”機制，讓職能機構敢干，愿意干。對于科技企業而言，作為創新的主體，在交通技術創新研發上，要建立產學研用體系，以落地應用為出發點積極創新，真正發揮科技的力量解決城市交通治理問題。

二、應大力推廣城市交通大腦，用人工智能管理城市交通

隨著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通信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推廣應用及人工智能技術的逐步成熟，交通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原有的智能交通體系已無法適應新形勢，需要更新和完善。面對增長迅速的海量數據，需大力推廣和部署“城市交通大腦”，用人工智能管理城市交通，將所有人、車、路信息都接入系統，采集、調度、管理等都由“城市交通大腦”指揮完成。實現城市車輛基本無人駕駛;交通管理系統基本無人操作，人們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就像感覺不到擁堵的存在。目前人工智能企業已研發推出了“城市交通大腦”并在相關地區落地應用，成為時下城市治堵的有力武器。可以說擁有這樣的“大腦”，未來城市的出行將會越來越高效和便捷。

三、要建立全社會交通資源統籌利用機制，跨界共享、聚力融合，共同治理“交通病”

在城市交通綜合治理上，離不開大數據等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撐。應建設和完善交通信息平臺，加強數據資源匯聚、數據共享、數據質量管理等工作，需要政府協調推進，同時建立政企合作的公共服務和市場運營相結合的長效機制。

另外，要利用社會渠道擴大公眾服務面，構建政企聯動的一體化出行服務體系，使交通參與者、運載工具、交通設施、交通環境這四大要素要達到全面動態感知的理想狀態。只有當政府部門、交通運營企業、互聯網企業、社會公眾等共同參與，建立全社會交通資源統籌利用機制，才能從根上治理“交通病”。

關于加快我國邁入“無現金社會”步伐

保障移動支付安全問題的提案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移動支付行業發展迅猛，人們采用移動支付、網上銀行、微支付、非接觸式終端等支付技術，外出僅需一部智能手機就能夠輕松完成錢包功能，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了這種新興的支付方式。根據艾瑞咨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5.99萬億元，同比上漲391.3%，移動支付迎來了爆發式增長。2016年第四季度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規模達到18.5萬億元，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規模已突破20萬億元，中國已逐步跨入了“無現金社會”的行列。

建設“無現金社會”就是讓移動支付進一步普及、滲透，以往用現金支付的地方都能使用移動支付，讓“無現金”成為城市新的主流支付方式，這不僅是支付方式的變革，也可使每一筆移動支付沉淀下來、累積為信用，讓商業更智能，讓金融更普惠，讓社會更高效。

無現金社會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捷，是時代進步的象征，推進無現金社會建設有著多重積極意義，但是安全問題同樣不可忽視。和任何行業一樣，移動支付同樣存在風險。而為了營造更加安全的網絡支付環境，早在2013年，工信部就將國家信息安全戰略列為重點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曾擔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并將維護網絡安全列入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但是，隨著移動支付用戶群體的擴大，人們在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時，移動支付安全問題成為用戶最擔心的問題。

專家分析指出，當前移動支付仍然面臨著使用安全、覆蓋人群、系統運行等諸多挑戰。在安全問題方面，近幾年，網絡詐騙、電信詐騙成倍增長，用戶因中手機支付病毒導致賬戶被盜的新聞也屢見報端，尤其是山寨支付網銀類APP、手機驗證碼、釣魚網站、二維碼等類型的支付病毒讓用戶防不勝防。同時在使用過程中也存在系統運行的問題，因為移動支付在使用過程中可能遭遇系統崩盤，光纖和終端設施遭到破壞，從而無法進行金融流通和支付。同樣，黑客攻擊也會讓網絡癱瘓，導致消費和支付無法進行。

那么在實際行動中，政府部門如何參與規劃布局、科技企業機構如何進軍無現金支付領域，如何共同建立打造統一的移動支付的技術標準和安全體系，全力打造健康、安全的網絡支付環境，呵護無現金社會的健康和安全，積極實現我國全方位邁入無現金社會，則亟需各方共同深入探討解決。

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努力：

一、 全面打通交通、醫療、教育、社保等多個民生領域，真正做到“一機走天下”

在無現金城市的推進中,無現金場景仍未全面覆蓋,“互聯網+政務”在東、西部的滲透度和普及度參差不齊,從移動支付的普及,到無現金社會的來到,其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而這個距離不是一個地方政府或者一兩家企業可以快速拉近的,需要從更高的層面來搭建上層建筑。而且要特別關注那些“跟不上”的群體,如網絡不發達的地區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等，需要針對性地拿出切實可行的宣傳推介、指導使用等辦法來推動，避免無現金社會的便利給另一類人群帶來不利。

二、 加強對用戶身份的準確鑒權，用人工智能新技術為移動支付保駕護航

移動支付安全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是如何準確鑒別用戶身份的真實性，即如何證明我是我。目前指紋解鎖、數字加密等身份認證技術多以犧牲可靠性來換取便捷性，不法分子一旦成功獲取密碼信息或復制指紋，其盜取賬戶資金的過程將變得更加簡單。在人工智能新時代下，可借助機器學習用戶交互行為，來對用戶進行準確身份鑒權，包括采用最新的3D結構光人臉識別技術，該技術在安全性、識別精度、識別速度等方面都得到大幅提升，相信對移動支付的用戶身份準確認證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三、 運營商和服務商需為移動支付產業穩定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技術基礎、完善的產業配套乃至制度環境

為了降低支付風險，運營商和服務商需要不斷在技術上進行升級，克服安全性、客戶匿名性、業務合規性等一系列難題，為移動支付產業穩定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技術基礎、完善的產業配套乃至制度環境。否則，民眾對互聯網金融的信任一旦崩潰，就不只是“把錢取出來換家銀行存”的事了。

四、 國民的防范支付風險的安全意識有待增強，第三方支付企業需竭力為消費者創造機會去深入學習支付安全方面的內容

目前移動支付面臨的安全形勢非常嚴峻，一邊是花樣百出的安全威脅；另一邊則是移動用戶在安全防范上的意識與能力普遍較差、難以有效識別出安全風險。因此，應大力推動對用戶移動安全知識的教育，在用戶安全防范的能力提升后，將會筑起支付安全的第一道屏障。而第三方支付企業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應不間斷持續創造事關支付、交易安全的科普活動，以豐富多樣的形式，為大眾制作、傳播通俗易懂的宣傳資料，竭力為消費者創造機會去深入學習支付安全方面的內容，從根本上提升安全防范意識。

五、 國家在法律層面上為保護移動支付消費者而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加大對個人信息泄露等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

由于電子支付的每一筆交易都能被追蹤，這極易導致個人隱私受到侵犯。事實上，近年來不斷攀升的電子支付和網上銀行詐騙案發率，即是全面實現無現金社會必須面臨的挑戰。目前，在有關移動支付消費者的保護方面，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和行業標準等還存在缺陷。一方面，法律層次低，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人民銀行制定的文件、指引或辦法，其效力比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要低，更要低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另一方面，立法分散、多頭立法，監管權力和職責都比較模糊，由此造成人民銀行、銀監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商務部等多個部委都有監管權的混亂局面，不能形成有效的風險監管制度。因此，應該盡快推動相應的新規則建設，以功能與產品監管規則為核心，把不同類型的金融、非金融機構都納入其中。

另外，應該明確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義務主體，強化責任追究，加大懲罰力度。對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的單位和個人處以高額罰款，并記入征信檔案，并據此依法對其貸款、投資經營、購房和異地出行等行為進行限制。企業多次違法的，處以暫扣或者吊銷營業執照的處罰；個人多次違法的，可視為刑事犯罪中“情節嚴重”的情況。